今天閱畢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林建國於格思iQuest寫的《最自由經濟為誰?》,轉載過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經濟自由主義(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凱恩斯主義(John Keynes' Keynesian Economics)、甚至社會主義(Socialism)孰優孰劣?哪一種經濟主義最能解決今天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是我最近數年經常學習的課題,這篇文章會用最淺白的例子和大家探討。

「友人兒子George在美國著名學府唸經濟,崇尚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思想。適逢本年初,華爾街日報跟傳統基金發佈2010年全球最自由經濟指數,香港連續十六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George一向對香港之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式趨之若鶩,便計劃來港作實地考察,問我可否為他安排會見不同階層人士。我答應了他,作了以下安排。

與George第一位會面者為香港政府的財金官員Lawrence。Lawrence回答George的提問──為甚麼香港能連續十六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時,以一言蔽之,就是香港長久奉行所謂「小政府、大市場」之經濟政策。在香港營商,不論中外人士,皆可享受低稅率、基本上零關稅、零增值稅;香港也不設外匯管制,資金、人才、資訊、貨物、服務、技術基本上自由進出;政府亦較廉潔、高效,公共財政穩建,公共開支控制在國民生產總值20%以內;兼且,香港為全球少數沒有設立公平競爭法的地區,除外籍家傭外,到目前為止,尚未為最低工資立法,勞工亦沒有集體談判權;以上種種條件,塑造香港成為極具競爭力、非常合適營商之環境。 Lawrence的介紹,似乎印證了George對香港一直以來的觀感。

第二位與George會面的人是James。James為美藉人士,為某對沖基金經理。他在George面前大讚香港為在亞洲設立資產管理基地首選,因為沒有外匯管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尤有甚者,政府對市場資訊發放沒有太大管制,容易造就外資投資銀行,透過他們發放分析報告,大奏「魔笛追魂」,製造股票市場波動,包括像他們所管理的基金在內一眾對沖基金時常從中獲利甚豐,所以James 視香港為經營基金、從事證券和資產買賣的天堂。對此,George深表認同。

第三位與George會面的人是Danny。Danny為資深物業投資者,年輕時曾當律師,為客戶物業買賣提供法律服務。但他目睹物業市場蓬勃,並認同信報曹仁超所言,香港實為「搵錢(炒賣)容易、搵食(實業、做工)艱難」之地;當他努力賺了第一桶金後,便毅然放棄律師工作,全職投入物業投資事業,現時已坐擁數十不同物業,如商舖、住宅、寫字樓及工廈單位等,市值以億計。當George問他手持那麼多物業有否考慮市場風險時,Danny向他道出香港經濟與房產的關鍵所在,乃政府透過控制土地供應,人為地製造高地價,而與土地有關的稅收,實為政府重要收入來源,以彌補低稅率、窄稅基所帶來的財政收入不足。同時,Danny深信政府應已汲取1998-2003年時推行八萬五政策失敗之教訓,會繼續嚴控土地供應,善土地價而沽。加上有些發展商如乜叔物太某官,時常透過自購自己推出市場之樓盤單位,人為造市,製造所謂天價,推高樓市。所以Danny相信在港物業價格應該是升多跌少。與Danny會面後,George心裏感到不是味兒,香港房產市場人為地製造供求失衡、價格失衡,有形之手隨處可見,最自由經濟之名,名不符實。

接着,我安排George與Teddy會面,Teddy為本地屈指可數的大型綜合企業的高管。他所屬集團在港涉及業務甚廣,包括房產、能源、港口、電訊、傳媒、旅遊、投資以至零售、超市……等。 Teddy很自豪地說,香港市民每花數元,便有一元惠及他所屬的集團。集團除了享有超級利潤之房產業務外,能源、港口、電訊、超市等均為壟斷或寡頭行業,保証利潤不菲。當George語帶驚訝地問,為甚麼香港不設立公平競爭法時,Teddy頓時大笑起來說,政府絕對不願、不敢、亦不能與像他老闆般富豪為敵,只要他們威脅政府撤資他投,政府如何確保香港繼續繁榮安定?George又問,像Teddy所屬集團實力雄厚,老闆富可敵國,有否投資或從事一些高科技、高創意之項目?Teddy再次大笑起來,一語道破我們港人所熟悉之「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的金科玉律。與Teddy會面後,George感慨謂,原來所謂「小政府、大市場」,實則為「小政府、大財團」,繁榮安定背後,似是確保既有利益集團五十年不變為依歸。

之後,我帶George探訪一對中產夫婦Peter同Emily,在他們家中聊天。當他倆很好客地讓George參觀他們建築面積約六百呎的房子,George很快便察覺地方不合比例地狹小,問房子實用面積多大?他們苦笑著回答約三百多、四百呎不到;又搖頭嘆息說,很多港人如他們般,花了大部分積蓄及每月入息,節衣縮食,來「供養」全球數一數二平均呎價最高、實用面積卻最低的「發水樓」。他們還訴苦說,香港的畸型樓市實質將很多港人財富移到少數發展商口袋裡,市民變相為這些發展商打工。George終於明白,財富透過樓市由一眾「小市民」轉移到少數「大富豪」手上。

之後,我又帶George走訪家住公屋亦在公屋商場經營家庭用品生意的小商戶阿群。阿群最近因領匯瘋狂加租,令她經營的商舖百上加斤,面臨結業之苦。她抱怨地說,在港經營小生意極為艱苦,很多時如她所說,「搵埋都唔夠俾租」。尤幸她一家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屋,子女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看病亦享有廉價、政府補貼的公共醫療服務,以致生活縱然艱苦,尚可捱得過去。我亦借此機會向George解釋,香港雖以自由市場名聞遐邇,骨子裡卻實行「一地兩制」。在營商領域上,極之資本主義式弱肉強食;但在社會服務方面,政府及公營機構幾乎一手包攬如公共房屋(約一半居民居住)、教育、醫療、福利等服務,是徹首徹尾的社會主義模式。George是自由市場擁護者,對這點當然大感失望。

最後,我攜同George探訪獨居深水埗板間房、從事外判清潔女工的阿美。阿美每晚工作六小時,月入三千四百元,房租已佔收入一半。為生計,天天在大街小巷拾荒變賣,每天可增加十多、二十元收入。我亦借此機會告知George,由於最低工資在港爭拗多年,至今尚未立法,在香港像阿美般、月入低於五千元在職貧窮人士超過五十萬人,亦有十萬人像阿美般蝸居籠屋、板間房及天台屋等惡劣環境。George詫異地說,香港擁有第一世界的人均GDP,卻亦擁有第三世界的貧富懸殊指數;香港為廿一世紀國際大都會,卻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惡劣環境裡。

George完成在港考察,離開前,總結他所見所聞的成果。他原為自由經濟的擁護者,本來對香港這號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充滿了憧憬及期盼;但訪港以後,發覺香港某些地方如對資金、人才、資訊、貨物、服務、技術等進出確是非常自由,但在為數不少行業如能源、港口、交通以至超市等都充斥著寡頭壟斷;而與港人息息相關之房產,官商共同主導的有形之手隨處可見,例子俯拾皆是。加上政府及公營機構包攬絕大部分的社會服務,而約一半香港居民亦住在政府提供的廉價公屋。基於以上種種原因,George對香港經濟自由的程度改觀,香港經濟並非如他想像的、期待的那麼自由。香港尚且如此,其他國家或地區,更可想而知。他不禁重新思考他所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開始懷疑它是否只是一套不能完全實現的理論、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而已。

另一方面,George以前深信不疑,只要經濟進步、蛋糕做大之後,每個人自然都會得益,只是每個人得益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他極之反對大政府主義、福利主義、分配主義,亦反對最低工資立法。但他透過這次訪港所見所聞,目睹所謂「小政府、大市場」背後,實為「小政府、大財團」、「小市民、大富豪」、「小商戶、大業主」,權力一面倒向後者傾斜,財富亦一面倒從勞動 (labor) 流向資本 (capital),釀成貧富兩極化,利益分配嚴重失衡,民怨沸騰。在他眼中,香港假自由經濟之名,富豪治港為實 (plutocracy under the disguise of free market ideology)。他嚴肅地問,香港的最自由經濟有何意義、有何價值?最自由經濟對誰最有意義、對誰最有價值?我們是否如Lawrence 所言,對它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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