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最低工資這課題,我曾反覆思考了多年,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從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明天的我打倒今天的我,最後我才建立了自己的立場。

最低工資的功能與問題,優點與缺點,和數十年來外國經驗告訴我們實施後對經濟立竿見影的影響,其實可於網上容易找到,恕我在此不贅了。在我簡單闡述我的看法前,先列出數點關於今天香港經濟的facts。以下所列資料的原始數據全部是從香港政府統計署所得:

1. 香港2009年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以2007年環比物量計算)是$16500億,以700萬人口計算,香港人均所得是$23.6萬,每月$2萬。比較數字,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以2007年環比物量計算)是$7900億,人均所得是每月$1.4萬港元。1999年國民生產總值(以2007年環比物量計算)是$11000億,人均所得是每月$1.7萬港元。同一時期,香港的堅尼系數自1991年的0.476,急升至2001年的0.525,2006年續增至歷史新高的0.533,位列全球發達國家之首。眾所週知,在一個貧富懸殊嚴重的經濟體系,國民所得絕不能反映這國家人民的真正平均收入。

2. 香港1982 - 1989年平均失業率是2.8%,50歲以上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是2.5%(計算)。香港1990 - 1999年平均失業率是2.8%,50歲以上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是2.7%(計算)。2000 - 2009年人口平均失業率是5.5%,50歲以上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是6.2%(計算)。過去30年,50歲以上勞動人口職位上不合比例的減少,是香港資本主義經濟自由化汰弱留強、汰老留青的必然結果。

3. 以1990年作基準(100),香港2009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是172,即2009年平均物價比1990年增長72%,2009年賺取工資的購買力不夠1990年的六成。比較數字,1999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是175,即由1990-1999年,香港處於平均每年7%的高通脹期,2000年至2009香港基本上全無通脹。

4. 以現時討論最熱烈的$33最低工資計算,假設每月工作26天,每天8小時,每月工資$6864。細閱政府刊載的「選定職業平均每月薪金」,最受影響的有以下職業:服務人員-初級廚師、保安員,其他非生產級工人-廁所清潔工、洗碟工。過去20年,這些低技術的職業和一些較高技術的職業(如行政主任、會計主任),工資趨勢比較如下。

5. 以1990年工資作基準(100),扣除消費物價指數變動後,各類職業的工資趨勢比較:
初級廚師:1999年 (105)2009年 (72)
保安員:1999年 (107)2009年 (104)
廁所清潔工:1999年 (74)2009年 (86)
洗碟工:1999年 (96)2009年 (102)
行政主任:1999年 (117)2009年 (119)
會計主任:1999年 (122)2009年 (138)
綜合通脹率與工資增長趨勢,結論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經濟增長期(高通脹期),部份無議價能力的低技術勞工,工資仍可追上通脹;相反在經濟衰退期(通縮期),這些低技術勞工,實際工資並無增長甚至減少30%,而同一時期香港人均所得增長42%!

閱畢這些數據,可以談談我對最低工資的看法。我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做過不少如送貨員、翻譯員等兼職。當年加拿大的最低工資是$6加元,當時約值$36港元,對於一個送貨員來說是不錯的收入,我是最低工資的受益者,當時對此的第一印象是最低工資確可保障勞工。但我畢業後卻發覺大學畢業生可以說是最低工資的間接受害者。在加拿大這種偏向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人民普遍教育程度高,工資差距卻低(當年我自己計算的數據:一個40歲送貨員的時薪是$6,40歲巴士司機的時薪是$16,40歲建築師的時薪是$26)。在這種體系,最低工資確會令僱主減少聘請大學畢業生、低技術低學歷或年邁的員工,轉以略高一點工資聘請較高學歷、經驗較佳或年青力壯的員工來做同樣的工作。

反對最低工資的論述,最主要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張宇人之流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自由化的既得利益者。


自八九十年代香港工業北移珠江三角洲始,香港的工業已不可能創造足夠的職位,養活大批低技術的勞工。這是經濟學最簡單的供求關係,這些勞工競爭大幅減少的職位,結果便是以上數據的啟示,50歲以上勞工職位不合比例的減少,和低技術勞工實際收入減少,成為經濟自由化首當其衝被剝削的犧牲品。這些既得利益者的論據不值一提,只是過去20年受惠香港嚴重傾斜的重商主義,市場共識要賺盡一分一毫,現在開始有聲音要他們分擔弱勢社群的保障時,才舉起「自由經濟」「大市場小政府」這些牌匾來抗辯。

第二類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真正擁護者

和以上既得利益者不同,自由主義擁護者並非不願意分擔弱勢社群的保障,而是認為最低工資不但不能保障弱勢社群,反而會如我以上所舉加拿大的例子,會令僱主減少聘請甚至解僱低技術低學歷或年邁的員工,又或選擇將職位外判往中國大陸,令弱勢社群更加弱勢,不見其利,反受其害。我曾為這問題反覆思考,最後我的意見如下:

1. 如我所言,加拿大是一個偏向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工資差距頗低;相反,香港是一個放任自由的經濟體系,工資差距極大。你覺得今天最低工資會令僱主解僱低技術低學歷或年邁的員工,其實過去二十年,香港僱主早已無所不用其極以同一工資將無競爭力的員工換來較年青學歷較高的員工。這趨勢早已開始,步向結束,因為已接近換無可換。此所以我們看到50歲以上勞工職位不合比例的減少,這是以往發達國家開始最低工資時從來沒有的經驗,因為從來沒有一個發達國家貧富懸殊到達這樣嚴重地步時才開始實施最低工資。我承認最低工資對職位必定有影響,但以今天香港勞工已被逼至退無可退的環境,我對最低工資會令職位大幅減少這論據極有保留。

2. 至於將香港職位外判的問題,其實最受最低工資影響的職位,是大家最熟悉的保安員、清潔工、初級廚師。這些職位又怎會被外判往中國大陸,難道我們要將食物送往大陸烹調?要將碗碟送往大陸清潔?過去二十年,香港僱主除工業以外,亦早已將可以外判北移的職位如客戶服務、電腦服務大量北移,以節省成本,又怎會等到今天。

3. 蕭生曾介紹過「負入息稅」的方法,可以保障弱勢社群獲得基本保障,又沒有最低工資令職位減少的問題。我才疏學淺,對「負入息稅」理論只知皮毛,不敢評論。但以今天香港政府之無能無力無心,要引進「負入息稅」解決弱勢社群的困局,似乎比取消建築六百億的高鐵,或取消西九文化區計劃,更無可能。若如此,此刻只剩下最低工資應該實施,還是還原基本步兩個選擇,我是毫無疑問支持最低工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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